讓城市留住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。
廣州，是一座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文化名城，一街一巷都有悠遠的故事，一磚一瓦都有雋永的記憶。一起領略這座城市厚重的記憶，領略兩千多年包容開放的精神傳統，領略綿延不絕的文脈書香;與您一起在歷史的光照下，讀懂今天，讀懂廣州，由此堅定文化自信。
一七五七年，隨著乾隆僅留粵海關一口對外通商上諭的頒布，清朝的對外貿易便鎖定在廣州十三行。
作為中西方文明在長達八十五年內的唯一交流中心，位于珠江邊上的中外交易場所，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，幾乎所有亞洲、歐洲、美洲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與十三行發生過直接的貿易關系。這里擁有通往歐洲、拉美、南亞、東洋和大洋洲的環球貿易航線，是當時清政府閉關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節點，承載了近代中國商業經濟的孕育和發展。
十三行雖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，但其歷史影響力一直在延續。
兩百年后，歷史再次選擇廣州，承擔“廣聚天下客，廣賣天下貨”的歷史使命。十三行與廣交會，共同譜寫海上絲綢之路的華彩樂章，成為近現代中國對外開放、發展經濟的縮影。
十三行是怎么來的?
康熙開海貿易催生“十三行”
乾隆一紙諭令廣州“一口通商”
這是18世紀的一個場景——中國南海海面上，瑞典商船腓特列國王號正在航行。這是那個時代的大型帆船，它從歐洲出發，經過一年多的航行，即將到達Canton(廣州)。
在西方人眼里，中國是“絲國”“瓷國”與“茶國”，還有無數精美的工藝品，呈現出博大精深的文化。他們為發現中國而驚喜。
瑞典的這艘船幸運地逃過了好望角的驚濤駭浪、馬六甲的海盜劫掠以及船上流行疾病的威脅，在減員兩成的情況下完成了航行。與其一同出發的帆船，只有一半能夠到達廣州。支付如此高昂的代價，是為了進行中國和瑞典之間貿易的首航。腓特列國王號離開瑞典哥德堡之后，到西班牙換取了在中國通用的白銀，于1732年9月6日到達廣州地區的伶仃島。停泊在廣州的4個月間，腓特列國王號向中國10多個洋行訂購的貨物有大箱151個和瓷器1801捆，共計49906件;還有紅綠茶2183箱。從廣州啟航后，腓特列國王號經過8個月，回到瑞典。
當時，每年有上百艘這樣的商船遠道而來，通過漫長的水路進入中國南海海域，然后沿著珠江北上，到達當時被稱為東方帝國南大門的廣州。
其實，明朝年間，海外貿易并非一直順暢，朝廷經常宣布“海禁”，并持續到清初。明清共“禁海”三百年，不過，廣州管理船只的機構——市舶司被保留了下來，持續起到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。
康熙統一臺灣，平定三藩之亂后，開始考慮整個國家的經濟和稅收平衡問題。他派內閣大學士石柱到廣東、福建考察，為開海貿易做準備。因為走私風行，朝廷中有人反對。康熙問石柱：“你到過廣東幾府?”石柱回答：“肇慶、高州、廉州、雷州、瓊州、廣州、潮州等，那里的百姓說，離開故土二十多年，現在皇上削平寇盜，可以回故土了。”康熙再問：“那么，百姓都樂于住在海邊，你們為什么又不準呢?”石柱回答：“海是明朝就封的，我們也只能照例。”康熙十分不滿，說：“邊疆大臣當以國計民生為念，今雖禁海，但私自貿易的人也一樣出海謀生;實在話，你們不準，就是自圖便利而已。”石柱一時沒了話。
清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，朝廷開辟了四個港口通商：廣州、寧波、舟山、廈門。但當時商人經營華、洋貿易時二者不分，也沒有專營的外貿商行。開關初期，遇到西方大船到來，官員手忙腳亂，洋船常被堵在港外，遲遲不得貿易。1686年春，即粵海關開關的第二年，廣東官府終于找到了一個解決方法——兩廣總督吳興祚、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議，將國家稅收分“住稅”和“行稅”兩類,“住稅”是對本省內陸交易一切落地貨物征的稅，由稅課司征收，稱“金絲行”;“行稅”是對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征稅，由粵海關征收。“洋貨行”即“十三行”，說到“行”的釋意，即“行，列也”，是“居貨之地”。從此,洋貨十三行成為經營外貿的專業商行，由國家管理，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。到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，乾隆在紫禁城下旨：“口岸定于廣東，洋船只準在廣東收泊貿易。”其余三個口岸由此關閉，廣州成了清代對外貿易中心。
(記者 楊誠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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