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消息稱，通用電氣（General Electric）的董事會在秘密舉行會議，辯論該公司*執行官（CEO）的任期是否應該為20年。對此人們自然會問，當初是哪個自大狂提出這種想法的？

    答案是杰克·韋爾奇（Jack Welch），這位投股市所好、上過《財富》（Fortune）雜志封面的前CEO執掌GE20年，在2001年一切開始走下坡路的時候，明智地功成身退。他的繼任者、“好戰士”杰夫·伊梅爾特（Jeff Immelt）在過去13年間重塑了GE，并推動公司走向全球化，人們卻對此不以為意。

    對研究GE董事會政治的人來說，《華爾街日報》（Wall Street Journal）*近關于GE*傳奇性任職20年的文章提供了許多素材——韋爾奇的兩位前任實際上都干了9年。一種解讀是，它只是巧妙地宣布伊梅爾特因得不到股市任何回報而厭倦了打拼，已準備好卸任。

    CEO任職時間過長的危險顯而易見，而且已有充分論述。他們推行一項曾經有效但如今過時的戰略；向一個阿諛奉承的小圈子征求建議，圈內人的職位都仰仗于他；以及越來越疏遠公司的客戶和供應商。

    真正的問題是，CEO應該任職多長時間？這個問題并未受到GE董事會政治的扭曲。與CEO長期任職相反的危險是，公司過于頻繁地更換*，因熱衷于采用私人股本對“長期”的定義（3到5年大變化，然后退出）而變得動不動就換人。

    如果你在上任時知道自己很可能干不到5年，那就會很容易只做些華而不實的事情，而不去為公司制定長期的*佳發展途徑。做點事來提振短期股價，讓你自己的期權能夠高價脫手，然后瀟灑告退，讓你的繼任者來修復對公司造成的損害——這種策略更有利于你、而不是公司。

    這種方式尚未泛濫成災，盡管美國公司CEO的任期已經縮短，因此當去年標普500成分股公司CEO的任職期限略有上升時，大企業聯合會（The Conference Board）就興高采烈地宣布，“（投資者）政治迫害結束了”。美國企業CEO長期任職的傾向在過去十年有所減緩，這讓它與歐洲的做法相符。

    咨詢公司Strategy

    &的年度調查顯示，世界2500強企業CEO的平均任期大約是6.5年。Strategy

    &相當多公司在任命新的CEO后感到后悔，并迅速解聘了他們，這使得CEO任期中值降至4.8年。

    巧合的是（就企業治理而言，我猜這并非是有效市場的證據），去年的一項學術研究表明，4.8年也是CEO*理想的任期。該研究追蹤了股東回報與CEO任期之間的關系，發現那些任期超過十年的CEO（比如伊梅爾特）表現*差。

    天普大學（Temple University）教授羅學明是上述報告的作者之一。他表示，發生在CEO身上的病態效應是：他們任職時間越長，就越受到員工的歡迎，但同時越來越不了解客戶的需求。羅學明說道：“你變得與市場脫節，而你提拔的只是你的親信，因此他們也脫節了。”

    風險是顯而易見的；問題在于多長時間才會引發“萎縮癥”？評判投資回報本領的問題在于，CEO應該致力于公司的長期改善，而不是短期取悅股民。如果答案是不到5年，那就說明這個問題本身不妥當。

    的確，為羅學明的研究提供基礎的研究（該研究發現，CEO任職數年后就會懈怠）使用資產回報率這樣的運營衡量標準，而非投資者總回報。研究的結論是，CEO的*佳任期是8到10年。

    德克薩斯大學（University of Texas）教授安德魯·亨德森（Andrew Henderson）表示：“升任CEO的人往往既有才華，又相當幸運，這既讓他們產生某種程度的自信，也讓他們不太接受新的思維方式。”接受任命的時候，他們往往會積極應對公司面臨的挑戰，但后來就裹足不前了。

    有才華的*任期多長沒有一定之規，但7到10年似乎比較合適：這段時間足以讓人對一些重大的事情（而非股東鼓噪）做出回應；同時也不至于讓人產生企業對自己唯命是從的幻覺。韋爾奇在GE的任期遠遠超出這個時間段，已經屬于不可靠的范疇。

    任期過長除了會讓CEO培養自己的勢力以外，還會滋生內部緊張。為了接任韋爾奇而展開的漫長而半公開的角逐破壞了公司的穩定，*終導致伊梅爾特的兩位競爭對手離職。既然80%的CEO是由公司內部人擔任，那么一位任期長達20年的CEO會讓至少一代優秀人才的抱負落空。

    伊梅爾特似乎意識到，他和執掌思科（Cisco）近20年的約翰·錢伯斯（JohnChambers）等CEO在任期上都已進入危險區。5年前通用電氣董事會沒有考慮所有這些問題的*佳理由是，2008年爆發了金融危機。金融危機導致許多公司不愿解雇CEO.

    現在，在柏拉圖式地討論CEO理想任期的門面下，GE董事會終于開始對付韋爾奇的不幸遺產。我猜，晚解決總比不解決好。